山风常年在山脊上拉扯，雪线下的崖壁伏着古老的静默。就在这样一个被多种宗教视为神灵居所的所在，一场名为“向上致美”系列第三季的艺术项目，带着成吨炸药点亮“对话天地”的烟火。不到48小时，话题冲上热搜第一，赞叹与质疑并起，惊艳的火光很快被冷硬的问题追击：谁批的？花了多少钱？艺术家能挣多少？在讨论发酵之前，很多人其实已经察觉到一种更深的矛盾——当商业把火焰举上神坛，它究竟是在致敬自然，还是在消解敬畏。

火与神坛的相互诘问

两年前，一位关注公共议题的评论者曾断言蔡国强会“翻车”，并非因为相信怪力乱神，而是相信人性的规律。他把蔡国强的烟火秀归类为“祭祀”，并强调这类转瞬即逝的奇观向来更接近宗教仪式而非纯粹艺术。你看藏传佛教的巨大唐卡，四十多米的尺寸，需无数人时日合力绘制，仪式结束还要耗费巨力回收，而人们心甘情愿，因为那是信仰内的布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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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这一逻辑成立，那么将巨额人力物力投向一场商业合作的烟火秀，其祭祀的对象便不再是神明，而是更大的商业价值与资本收益。当资本被抬至神坛，普世的情感就可能被挤压、被忽略，这位评论者的担心由此而来。他曾在蔡国强被捧为“国宝艺术家”的时期公开批评，迅即遭遇围攻，最终只能收声。这并不是针对个人，而是试图触碰一种集体的心理：我们到底需要瞬间燃尽的奇观，还是更踏实的生活？

神山的禁忌与爆炸的时间

此事之所以在社交媒体上迅猛发酵，还因为地点的过度敏感。喜马拉雅这三个字，对藏地的宗教传统意义非凡。无论是藏传佛教还是苯教，都把喜马拉雅视作神灵的居所。珠穆朗玛峰在藏语里意为“大地之母”，其神格是“珠穆朗玛桑姆”（Jo-mo-glang-ma），掌管农田与牲畜；冈仁波齐则更是被藏传佛教、苯教、印度教与耆那教共同视为“世界的中心”，相当于宇宙之轴的须弥山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些神山不仅是神“居住”的处所，它们本身就是神的化身，是神在物质世界的显现。

在这样的叙事体系中，炸药与圣境天然冲突。即使放下神学想象，回到科学视角，喜马拉雅地区也是生态脆弱带，海拔高、气候极端、地质结构复杂，噪声与化学残留对野生生境有潜在影响。当品牌方将项目定义为“致敬自然、对话天地”，公众的第一反应是反问：在这样一个地球的脆弱角落，你把爆炸当作语言，究竟如何与自然“对话”？这就是争议的起点。

仪式的比照：寺院里的唐卡与资本的烟火

比较之下，宗教仪式的巨大消耗不被质疑，是因为它建立在信仰的共同体之内，出发点是灵魂的安顿；而资本驱动的现代奇观多半以视觉为目的、以营销为动因。前者是共同体自我完成的一次精神演练，后者是消费者被动参与的一次感官攻势。两者的差别不止在资金的来源，更在价值取向与标准的不同。正因如此，评论者将蔡国强的烟火秀称作“商业火神的祭祀”，并认为艺术家在追逐极致之时需要更多敬畏：既敬畏自然，也敬畏人群。

人性与规律：从烟花到餐桌

这场风波还意外牵出另一个与“自然”相连的讨论：预制菜的泛滥。不久前，罗永浩与西贝之间的争辩上了热搜。评论者并不反对预制菜的存在——总会有人需要更便捷的饭菜——但他忧心其在现实中的泛滥。他拿西贝的案例做对照：以两年的西兰花喂给一岁孩子，这在常识上就与自然规律相悖；曝光之后，企业单日营业额下滑三百万元，而西贝的贾老板仍以“我们都在，我们还在”回应，让消费者感到仿佛被“宣战”。

放在同一框架中烟花秀与预制菜问题似乎都牵出一句古法：“道法自然”。当商业主体把自己置于规则之上，视自然为可以任意改造的资源，视市场为可以任意引导的对象，自我中心的走向便愈明显。评论者用“烈火烹油，民脂民膏”去形容这种状态。他甚至认为，当代一些肉食者的态度，连“何不食肉糜”的晋惠帝都不如——起码那句荒唐之语尚暴露无知，而今则更像是对规则的冷笑。

艺术家的心境与自我

在外界蔡国强以火为媒，有一种“通神”的执念。评论者猜测他在璀璨烟火的刹那，会有拜火教大祭司般的感受——不然也不会屡屡挑战极限。这种对火的迷恋在艺术史不罕见，从古代祭火到现代爆破艺术，火是最直接的力量象征。但是当艺术的语言由个人的激情变为公众的事件，敬畏与边界就必然出现。评论者说，蔡国强“犯了所有艺术家的通病：自我中心，利己主义，缺乏敬畏”。这并非定罪，而是提醒：艺术一旦离开公共伦理的维度，便会走到“人的反面”。

审批与问责的空白

事件背后还有一串尚未解答的现实问题：如此体量的商业活动，审批流程是否完备？是谁批的？预算是多少？项目收入如何分配？艺术家的报酬是多少？这些都需要公开透明，因为一切发生在公共空间之内，涉及生态风险与社会观感。如今讨论仍在发酵，或许将在更长时间里促使市场与监管去明确边界。

对照之法：群像同台的启示

把蔡国强、罗永浩、西贝放到同一舞台上他们并不是同类角色，却共同暴露了一条明显的脉络：在商业逻辑驱动下，审美、饮食、公共伦理与生态边界常被快速跨越。艺术家的爆破，餐饮业的“逆天”做法，营销话术里的宏大修辞，从不同方向逼近同一个问题——当企业或个体自视可以“凌驾一切规则”，其代价往往是对普通人的感受的忽略。正因此，评论者提出一个朴素目标：社会需要更多实干家，少一些把商业行为包装为艺术的“行为艺术家”。

艺术的为民之度

这位评论者有一个鲜明标准：若艺术不能为人民服务，那它便是伪艺术；若艺术家不能为民众发声，那他就是把自己的商业行为当艺术的“行为艺术家”。这个标准或显苛刻，却可作为公共讨论的警戒线。在资源有限、生态脆弱的现实里，任何高举“致敬自然”的旗号者，须先回应“敬畏”的问题；任何打着“乌托邦”“唤醒人性”的口号者，须先面对“人性”之中最朴素、最真实的担忧。

火光之外的冷思考

在事件的短促高潮里，也有人说，热度一过，追捧照旧，消费照旧，道歉只是一阵风。这或许是现实的冷酷面：品牌的路演继续，艺术家继续受邀。但公共舆论的每一次波动，都会留下痕迹——它逼着人们去问边界何在，去辨修辞与事实，去识别何种“对话”是真诚而非伪饰。面对神山的沉默，面对市场的喧哗，我们也许更需要一套可重复的、能自我修正的常识系统。

回到人的尺度

人性是规律，规律不需要预言。两年前的那句“翻车”之言，是对规律的信任。山是神的化身也好，是生态脆弱带也好，它们都提醒我们，别在最该低声细语的地方高呼。艺术与商业的结合不必天生原罪，但是它必须在人的尺度里立足：理解敬畏，理解公共空间，理解民众的“衣食父母”之义，理解普通家庭对一餐、一景、一地的朴素期待。

也因此，评论者在文章的愿望听起来并不高调：希望社会多一些实干家，少一些所谓的艺术家。不是要反艺术，而是要反那种以艺术的名，行轻视人情与自然之实的做法。礼记有云：“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”今日之世，或可加一条：畏常识。火可以烛照，也可以灼伤；把它举在神坛上之前，请先问一问人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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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于：广东省